搜索您需要的信息
所在的位置:>首页> 企业直通车
企业呼声
柳传志:意见让我喜出望外 中国经济会有新面貌
联想集团董事局名誉主席
 
        最近,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营造企业家健康成长环境弘扬优秀企业家精神更好发挥企业家作用的意见》。《意见》指出,企业家是经济活动的重要主体,要营造企业家健康成长环境,弘扬优秀企业家精神,更好发挥企业家作用。
        针对该《意见》,新浪科技采访了众多一线企业家,大家纷纷点赞并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作为老一辈企业家代表的柳传志,对《意见》又持有怎样的态度?当今企业家有哪些历史责任和机遇?国家又应如何通过政策引导企业家发挥作用?
        问:在新闻出来之后,很多关于企业家精神的词汇和要点都是您之前谈过的,当这些文字真正出现在中央文件中您首先是怎么样的一个感受?
        柳传志:应该说喜出望外,我以前确实一度不仅是我,其他的企业家朋友曾经有过一些紧张和焦虑吧,因为那时候总有一种声音老是在说,说你们是两极分化的根源,或者说是让政府官员腐败的根源,是破坏环境的罪魁祸首等等,但是当时那时候这种声音喋喋不休总是在说,而且影响面也相当大吧,再加上又由于过去历史的原因,曾经发生的事情等等,使我们自己觉得我们应该说是国家建设的,经济建设的一个主要力量,但是是不是得到政府和广大人民的承认,这心里头还是有点紧张,因为这个声音总是在那儿喋喋不休的在讲。
        当然非常希望党和政府能够非常明确的说明现在的企业家应该是什么样的人,企业家肯定有好有坏,就是主流的这些企业家应该是什么样的。这个《意见》本身,我觉得非常响亮地告诉了广大老百姓,也告诉了企业家们,你们实际上不但是建设经济发展的中坚力量,而让我感到喜出望外的特别说明了企业的发展和中国的富强,和中国梦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国家对你们寄予多大的希望,将帮助你们怎么发展等等,这个我觉得是让我感到特别喜出望外的。
        我在以前每次讲这个的时候,有时候讲话讲到这些都是在讲,我们做了些什么,想说明我们是好人,希望让一些企业家中的败类得到惩罚等等,这次整个文件把这个说得非常的透彻,而且超出了我原来的预期,所以看了以后,心里真的还是很激动,挺高兴。
        问:在这个时机出台这个文件,有怎样的意义,您怎么解读目前这个时机的?
        柳传志:这个时候出台其实还是非常重要吧,十九大以后,我相信党和国家希望经济能够迅速得到快速发展,而当前我们实际遇到的问题呢,实际上还是有它的一定的严重性,具体来讲吧,就是确实是说我们国家本身已经是一个很大的消费市场了,这个消费市场充分利用起来足以能够让经济的发展有很大的空间,但是由于我们过去的比如制造业、服务业,以前的一些状况,确实形成产品过剩了,甚至在库房里堆积了,很多东西压在那儿了,在这种情况下你要叫,因为有时候我经常也听到一些朋友的企业在那儿叫,就是说贷不到款,情况很危急,但是你一具体了解,可能他们真的就是属于那种环境变了,成本变了,竞争对象变了,他们还在继续按照原来的方法,原来的套路在生产,还在继续扩大,其实这就是不破不立了,就是要求企业有创新的活力,或者要有其他新的动力,没有这个活力这些企业真的就面临着一个要倒下来,新的企业再跟上来的过程,这个也就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来带动引领经济的发展,无非也是指的这个意思。
   而这个破立的过程,实际我觉得是带有痛苦的过程。因为在这个破的过程之中,地方的经济,那个企业本身都会受到创伤。但是如果你有充分的准备,企业家的积极性能够充分调动,民间资本能够充分调动,创业创新能够真的做起来,那这时候就能够很快的衔接上,因为实际上国内就是有这么大的消费市场,就是有这么大的需要,但是你要老抱着过去的那个路走的话,这个消费市场他就不配合,他就不是你的,就变成是外国人的市场,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这个文件出来以后,能够更充分地调动企业家的积极性,同时对政府,地方政府也有中央的部委,也提出了要求,就是企业家和政府一起或者是政府如何更好的为企业家服务,或者说是企业家如何配合政府,能够开出一片新的天地,因为这个天地的空间确实存在着,这是让我们国家变化的一个关键,一个重要时刻吧。
   如果十九大以后再往下拖的时间长了,比如说下不了决心从供给侧真正做出改革,还是像以前的老路拼命扩大以前的产能,苟延残喘,要那么做肯定将来是死路,但是如果破了以后,又没有能力去立,或者企业家下不了这个决心,看不到政府的决心,于是资产往外走,等等,对国内没有信心,这都是问题,所以在这个时候,有这样的文件,为企业家本身树立了信心,而且更加爱国,政府也更好地高效服务,我觉得那可能就会在很短的时间之内,让中国的经济发生新的面貌。所以在十九大之前有这个文件,十九大之后各方面的资源配置到一起,使得中国能够出现新的面貌。
   问:站在企业家的这个角度,您希望这个文件能怎么落地,比如说通过立法这些层面吗?
   柳传志:落地的问题,这个文件谈的已经相当细了,但是真的要执行的话,可能还要变成具体的政策法规,或者是条例等等,比如第八条,就是怎么样能够把综合执法代替多头执法,我觉得中小企业里边我听到这样的反映,其实还是相当强烈的。同样一件事情,要经过十几个部门都来管,就是所谓多头执法了,企业有的时候真的是不胜其烦,特别是比如某些部门再带了点寻租的方式,跟你那儿折腾没完这就拖下去了,而综合执法呢,那就是说有一个代表,然后他来跟你这个企业谈,实际上政府内部的协调就由他们去协调了。
这些年,因为我们投资了很多企业,也跟中小企业有交往,听到这些多头的执法确实是很麻烦的事。而这些东西要光这么写到这儿就完了,那后边肯定是不行,肯定是要有具体的法规来处理,怎么处理呢?包括还有很多跟企业家有关的政策,这里边我觉得第22条说得挺重要,他就是说涉及企业的政策应该欢迎企业家能够参与制定,我觉得如果在制定政策的时候,政府能够非常注意积极采用,那就会好很多了。希望欢迎企业家来参与制定具体的法规和条例,这个我觉得就是好的办法。
        《意见》本身是一个指导性的,真的具体做起来还是要看各个部门,各个地方政府领导他们怎么对待了,所以总体来讲,怎么落地,政府的负责人、官员他们是主要矛盾方。
   问:之前在没有发这个文件的时候,中国的企业家们也创造了很多的成绩,现在发这个文,在您看来是什么东西发生了变化,让中央要发这个文来增加企业家的信心呢?
   柳传志:企业以前分成两个方面,有些企业由于互联网的出现以后,技术创新的驱动和业务模式创新的驱动,会使很多企业产生了变化而且给各行各业带来了巨大的冲击,这是一个方面;同时确实像刚才讲的,也有很多企业过去是以出口为主的,他们可能由于成本的变化,国外环境的变化受到了很大的压制,还有像为房地产服务的生产制造业,或者是为公共建设服务的某些行业,由于环境发生了变化,以前的产品会过剩,库存也会增加,于是有的面临着更大的机遇和挑战去扩大,有的就面临着是不是有决心向新的领域改动的问题,这里边既有自己的能力问题,也有思想的包袱问题,这是原来企业家们出的一个状态。
   还有一个状态就是一开始我说的,就是本来业务开展起来就有些困难,再加上以前贪污腐败现象存在的时候,也有些企业家受到一些不公平的待遇,或者是存在一个不安全感,再加上执法有选择性等等,因此就会造成资金外流,这是一个方面。还有一个方面我就想说国企,国有企业家里面其实是有相当多的人才的,但是在国企没有进行混合,没有深化改革以前,国有企业家的积极性我觉得还是受到了压抑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也亲耳听过这个话,觉得国企反正是国家提供的机会,做得好坏都是一样的,都是国家给你们提供的。
   现在的状况是很多央企,大的央企,正在进行混合式改革,我相信会如火如荼地发展起来,因为现在已经有了几个标杆,其中第一个就像东方航空公司物流那块改制,因为联想参加了这个改制,他就是有突破,过去央企国家永远是要绝对控股的,51%以上,或者远远还要高于这个,另外员工,骨干员工是不允许持股的,但是这次在东方航空的这个改革中,国家所占的比例退到了45%,而且骨干员工允许持有10%的股份,这是个重大的突破,这个突破本身在改革,我相信按照这个路走下去,会让央企有很大的精神面貌的变化。
我相信这次特别提出了国有企业家的名词,而且强调了混合式的改革,我相信央企也会做得很好,这样的话说明什么呢?说明以前我们固然有很多企业家,有创新,在某个领域有大的发展,在世界上居于领先地位,但是实际上不管是民营的还是央企,还是有很大空间的,所以这个文件发表以后,我相信会让民营企业家和国有企业家都会有更大的信心,会把事情做得更好。
   问:我们看到这个文件里的一些政策,可能因为政府的一些规则的变化对企业合法权益造成影响的话可能会进行相关的补偿,您觉得这个政策出台之后,对中国企业商业模式创新这方面会有什么样的影响?此外,我们注意到曾经马云有提到过企业家精神红利时代这样的一个概念,说中国未来的发展可能需要靠企业家精神红利而非政策红利,您觉得这个时代什么时候会到来?
   柳传志:关于企业创新以后,政府的政策怎么跟上,还有政府的政策变化以后,对原有的企业应该有什么补偿的问题,这些问题其实都是讲得非常的结合实际,因为我们看到业务模式的创新以后,往往就是政府的政策可能会跟不上了,于是政策就要调整,在这时候我们就特别希望政府能够很快的调整。
   我给大家举我那个时代的例子,你比如过去有一个物价局,这个物价局就是专门盯住说你企业的产品价格的,而他们盯的为什么不合理呢?你比如说他们提出,你的这个原材料的价格规定了以后,你的产品净利润不能超过20%,但是当时我们做的是汉字系统,他就只算了元器件的价格和我们劳动力的成本,他不想到这个东西本身技术的积累本身,像这种技术创新是不能让你用死办法去计算的,因此他就给我们定了价格,结果我们的价格超过了以后,他就要罚我们,这是1986、87年,官司一直打到1988年才解决,他要罚我们100多万,他给你算你的汉卡上有多少个电阻电容,有多少元器件,应该价值多少钱,然后你们增加20%应该多少钱,再加上你们几个人参加了设计等等,他完全不知道这个发明本身有什么价值,这就是一种不适应。
   补偿这个问题我觉得更多地需要沟通,比如说北京,在海淀区可能有一些不符合现在生态环境的一些旧式的生产企业要离开,要把他们搬走,而这些企业又是当年海淀区,二十多年前专门请进来的,因为那时候并没有对这个问题认识这么深刻,你破坏了环境,而这些人在这个地方安家落户了,你叫他现在要搬走,这真的是对政府来说也是很头疼的事,那自然就要对他们进行补偿,我听海淀区的一个领导说,他们在努力做这些工作,但是海淀能做的原因是他兜里有钱,总体这个区比较富裕,所以他好做。但是对一些区或县市比较困难,遇到这个问题,补偿上怎么做,那其实又会带来麻烦。所以有了文件精神以后,具体执行的过程中,我相信会有很多的问题和不好解决的地方,这个只有反复沟通,要互相理解,最后才能达成协议,这个都是很具体的情况。我觉得总体上来讲,还是积极往前看,当有了一些创新,真的产品和服务出现以后,怎么样能够让政府的官员更积极的去看待这些事,我觉得这个可能更重要一些。
   关于精神红利,而非政策红利,这句话我平常跟马云聊天的时候也没有特别注意他谈精神红利和政策红利的关系,关于这个文件,我跟他底下有过微信的沟通,都觉得这件事情特别好,因为我们都认为,企业家这个阶层应该讲主流正面是好的,是非常健康的,我们就特别希望能得到政府的支持,刚才我讲这些个很多事情其实都是沟通过的,是我们共同的认识,我们认为在中国主流企业家都是这个层面的。
   我觉得有了这个想法以后,本身有了这个主人翁的想法以后,这种精神面貌就不一样,就会让你有非常强烈的上进的追求,会更加的爱国,这点我有深切体会。比如1984年我出来办企业的时候,科学院计算所给了我们20万块钱创业费,创业的本金,当时我出来为什么呢?实际上真的就是除了体现人生价值以外,就是当时科学院院长周光召先生把一竿旗树在这儿,说我们中国科学院,我们的科研成果从来没有形成产品,没有给老百姓带来什么真正的好处,我希望我们科学院能够成为科技成果能成为生产力的标志,但是这就要有人出来敢于冒风险,敢于办企业。当时我们的工资也谈不上什么奖金,为什么出来干,就是这杆旗插在这儿,也没有说真做完了以后我们就会怎么怎么好,但是会给我们很大的精神鼓舞,后来真做起来才发现,我们不仅能做汉卡,我们甚至有可能形成自己的PC品牌,这在当时是很难想象的。当时我在科学院计算所里做的最好的机器叫757,我想可能有几百平米,那么大的房间里才装得下,但是他的功能远不如今天的一部手机,在那种情况下,我们谁都没见过PC,个人电脑,只是在资料上看过,但是做到后来,我们竟然能够生产自己品牌的PC,那心里头真的是非常高兴,真的是觉得为国家做了贡献。
   今天细想想,今天互联网服务,互联网的形成,那还不是在这个PC占了优势的基础上吗?如果中国没有PC的话根本不可能有今天的互联网这样的发展,这些东西我觉得精神的追求和支持,力量是非常大的,你叫做精神红利,他是互相感染,有一个企业家,一群企业家,甚至主流的企业都是这样,然后再对那些劣弊予以驱逐,我相信不仅是中国企业界,对整个的中国人民,整个国家风气都会有所带动。
        其实作为一个企业工作者,或者作为一个中国人,对中国的文化发展大家其实都是担心的。因为一个国家,如果没有一个很强的凝聚力,没有一个向上的文化,大家成天的都是牢骚、抱怨等等,未来是会带来麻烦的。现在这个文件能够使企业家有更积极向上的精神食粮,能够有更好的凝聚,我觉得大概能体会出精神红利的好处吧。
 
版权所有:武企联合网 Powered by 027.net
Copyright (c) 2010 -2011 http://www.nakedhot.net All Rights Reserved . 鄂ICP备10205970号-1
地址:长江日报路特7号投资大厦 E-mail:whqx85448321@126.com